导读:新时代以来,面对文化建设实践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生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导新时代实践,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
新时代以来,面对文化建设实践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生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导新时代实践,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对文化生成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探索是伴随唯物史观的形成和确立而展开的。立足唯物史观,将人的实践、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与文化问题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鲜明特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等论述揭示了文化是人的对象化活动这一本质,即文化是在“对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交互推移中生成和发展的;同时,马克思还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人的类特性,暗示了考察文化生成不可忽视人的主体性。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生成规律的认识。例如,在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生成的唯物史观基本立场,将“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与“已有的思想材料”[3]有机结合,更彰显了文化生成的主体性,体现了文化生成的历史性,突出了文化生成的时代性,形成了以实践为根基、以人为主体、以文化传统为思想基础来把握文化生成的新认识。又如,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4],“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5]等论述突出强调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两个结合”重大论断,这些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文化生成的主体性问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人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两大重要维度。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维度,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6];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例如,先进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而落后的上层建筑则会阻碍历史的进程。在文化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维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视野下,文化的发展历程也应当是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程。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立场,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立足新时代实践,敏锐把握住了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突出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8]这一论断将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历史新高度,打开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更宏阔视野和更多维视角。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还明确提出了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还提出了“七个着力”,等等。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仅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还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回答文化发展中如何处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关系上形成了丰富的创新性理论成果。马克思认为尽管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但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非同步或“成比例”进行。正如恩格斯评价18世纪的德国“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9],同样,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精神文化的发展。基于文化发展是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强调人是历史性、生成性的存在,提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在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上强调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人类交往扩大的产物,它不是抽象的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行动。新时代以来,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如何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变得更为迫切而复杂。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1]的重要论断。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上,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融入共同富裕思想,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创新性地以系统思维推进二者协调发展。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2],贯通了传统与现代。在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3]、“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14]等论述,赋予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世界意义,也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回应这些文化发展重大关系之问中,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青年价值选择的矛盾样态与引导策略研究”(23BKS1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冶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张菁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2页。
[4]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8]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1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1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页。
[14]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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